今天是清明节。清明，既是踏青祭祖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跟逝者或者说跟死亡相关的日子。任何生命都有始有终，当一个人的生命之光逐渐暗淡，该怎样从容地通过人生的终点呢?前不久，我们采访了一位老人，2000年，她被诊断可能患有肝癌，数年后，丈夫又因病离去，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年届八旬，她正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假若明天来临，我当如何面对。

　　“第一次做检查完了以后，医生跟我说，肝部有一个病变，肝癌的可能性大。”陆丽娜告诉记者。离休前，陆丽娜一直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所以，当医生向她出示检测结果之后，她便意识到，自己人生的终点突然间变得清晰可见了。

　　陆丽娜于1936出生于苏州，1949年参军，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场上，她曾亲眼目睹战友的牺牲。在随后的战斗中，陆丽娜也身负重伤。

　　回国后，经过数年的康复治疗，陆丽娜开始了新的生活。1954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完本科又读了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协和医学院从事教学。尽管在即将离休之际病魔缠身，可她并没有因此消沉，她知道，和长眠的战友相比，自己已经算得是一个幸运儿了。

　　心情逐渐平静之后，陆丽娜便思考着如何才能不失尊严、不留遗憾地离去，她想，为什么不能在生命结束之前就举行一次追悼会呢?让行将逝去的人在抵达人生终点之前就听到大家的评价，这不也体现着对生命的尊重吗?

　　借着主持协和博士论坛的机会，陆丽娜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生平，讲述了对死亡的看法，并向大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与会者大都了解她的病情，他们纷纷表达不舍之情，感谢陆丽娜数十年来在协和医学院所做的贡献。

　　陆丽娜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应该坦然面对，这种坦然既不意味着坐等死神降临，也不意味着过度治疗。根据自身的情况，她尝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病症，效果很好，从发现肿瘤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然而，时至2013年，一件事情让她始料未及，就在她治疗期间，她的丈夫也突发急病，使得夫妻俩双双面临着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此时，他们商定，两个人不论是谁，如果病情不可逆，都不住ICU，也不进行无谓的抢救。

　　在陆丽娜的陪伴下，她的丈夫在一间普通病房里平静地走了，没有哀乐，陆丽娜选择了一首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乐曲为他送行。

　　现在，已经80高龄的陆丽娜仍在以自己的方式与疾病抗争，而为了向大家宣传生命科学，她时常走出家门，向人们讲述应该怎样面对死亡。她觉得，像谈论生一样来谈论死，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同时她还决定捐献遗体，她说，生前，我是协和医学院的老师，身后，我是大家的教具。

　　陆老的选择让人钦佩。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对于医学发展的贡献，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器官捐献，可以让更多的人恢复健康，生命的意义在受捐者身上得以延续。而遗体捐献对于医学进步、医学生的培养更加重要。这点很多人理解，但是很难接受。目前我国遗体捐献的数量虽有所上升，但是远远不够。

　　离休干部戴秉忠今年85岁，是一位留苏专家，他也是一位遗体捐献志愿者。

　　在签订相关手续之前，戴秉忠参加了一次由大连医科大学组织的祭奠捐献者的活动，这次活动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捐献遗体的决心。

　　戴秉忠说：“所有的同学站队，一个一个地到遗体跟前看一看，每个人都鞠躬，敬一朵花。一开始进解剖室我没有感觉，绕了一圈，真的到了前面，把这个花一放，我心里‘咯噔’一下子，不是悲哀，也不心疼，也不悲哀，我也捐献遗体了，我以后也会这样，就跟前面的同学，我说这个(道德)也非常高，所以看完以后，眼泪就不自觉地掉了出来，我就止不住。”

　　众所周知，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而要学习解剖学，便离不开遗体捐献者的奉献。

　　在大连医科大学遗体捐献纪念馆，有一位捐献者留言：“宁愿让学生在我身上试划20刀，也不愿见到他们未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从中可见这位捐献者的境界。但是，从一名志愿者过渡成为一名捐献者，还要履行一系列的程序，比如，需要经过直系亲属的同意，而这时常也就意味着捐献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当戴秉忠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志愿书拿给老伴，请她在配偶处签字时，老伴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戴秉忠的老伴王朝芳说：“我寻思现在也没有什么病，你身体又挺好的，再说年纪也没有到，我说没有到死的时候，我是那么想的。”

　　戴秉忠说：“因为当时70岁了，我现在也好好的，70岁那时候，她的意思就是你别想这个事儿，她的意思说，你不急于办这个事儿，她把这个表顺手就放边上了。我说你不签字，你也不能硬让人签。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说你给我签了，她怎么说呢，我的戳在抽屉里，你自己盖吧，我说自个儿盖，能算你同意吗?她又放在一边了，等于是当初她不反对，但是也不明确支持。”

　　戴秉忠反复催促，老伴终于签了字。而接下来，戴秉忠又要做儿女的工作。

　　戴秉忠的儿子戴学民说：“当时脑袋有点懵，然后感觉接受不了，这个事你怎么没跟我们商量呢，你假如走了以后我就是不同意，你也不知道。因为现在毕竟父母这么大，从孝顺的角度上来说父母去世了希望应该好好安葬，就是咱们作为正常人应该都是这么做的。”

　　对于儿子的反应，戴秉忠没有感到意外。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人死之后应该入土为安，而遗体捐献，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这种传统观念。他理解孩子的想法，但依然坚持己见，并耐心地晓之以理。看到自己的父亲如此坚决，儿女们最终也只好表示同意。

　　不仅自己捐献遗体，戴秉忠还动员老伴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活动，他们老两口还特意捐出1万元，资助大连医科大学捐献志愿服务队进行宣传活动。

　　在大连医科大学遗体捐献纪念馆，人们可以看到捐献者的照片。他们中既有出生仅仅十几天的婴儿，也有百岁高龄的老人，尽管年龄和经历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选择了相同的归宿，将人生的终点变成了一个更有意义的起点。

　　生死交替本是自然规律，犹如四季轮回、花开花谢，每个人都要面对。其实，只有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面对生命的终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做出理智的选择。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八年制学生余亦奇说：“死亡告诉我们应该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而另一方面，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去平和地接受它。”

　　生和死，是一个人生命的两端，我们可以愉快的谈论生，但却常常回避有关死亡的一切话题，对死亡有深深的恐惧。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死亡又都是一个必然会抵达的终点，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死亡教育也不应该仅仅出现在大学的课堂上，而应该成为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面对死亡，我们都需要上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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