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这一生跟新疆有太多的不解之缘，当时是他率领了大军解放了当时的新疆，使新疆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中，是他恢复了当时军民的生活和发展生产，使得新疆呈现出了一系列欣欣向荣的景象。52年的6月，驻苏联大使馆的张闻天正好路过新疆，对新疆在2年的时间之间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的惊讶，还专门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赞扬新疆的发展，赞扬了王震在新疆的工作。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意外的曲折。1952年夏，王震突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新疆财委主任的职务，被迫离开他苦心经营的新疆。那么，王震缘何遭到批判?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王震在新疆第一个露天煤矿工地参加劳动
王震主导新疆牧区改革
王震当时之所以在新疆受到一些批判，其主要原因是他主持的新疆牧区的改革。新疆是全国四大牧区之一，在全省79个县中，有22个县以畜牧业为主。新疆解放时牧区人口约为60万，占全省总人口13%。1949年，全区有大小牲畜1000多万头。长期以来，新疆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行居不定。由于反动统治长期的民族压迫，经济掠夺和土匪的骚扰，使新疆畜牧业遭到严重摧残，许多牧民流离失所，生计艰难。与农民相比，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更为落后。在牧区里，还残存着封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王公贵族、部落头目等上层;不仅占有大量草场、牲畜，还享有种种特权，每年都向牧民征收繁重的贡税。牧主以及部落头目、王公贵族利用其封建特权，还要牧民无偿、半无偿地放牧他们的牲畜，对牧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从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农业区的147个乡、约50万人口的地区试办了减租。1951年5月30日，王震和新疆分局认真分析了农村形势后认为，在农村全面开展减租反霸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发布了进行减租反霸的指示。接着，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到1952年5月，全疆9个专区58个县150多个乡的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这是新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各族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一场伟大斗争。全疆有2万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减租反霸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同时在斗争中培养了近10万名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有74.2万多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
在农区取得减租反霸斗争胜利的情况下，为了把新疆的建设搞得快一点，王震提出全疆工作要早一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土改的同时，在牧区同时进行改革。王震所以主张在土改的同时进行牧区社会改革，是基于他对广大牧民的痛苦的了解和同情，适应广大牧民要求改革的愿望，急切地要把牧民从封建主和牧主的压榨下解放出来。
在进行改革之前，王震派出了工作组，走访了一些地区，征求了部分领导同志的意见。当时新疆牧区除了纯牧区外，许多牧群属于农业区的地主，只在农业和土地方面进行改革，并不能触动地主的全部经济利益。在南疆进行的社会调查，就能看到很多地主同时也是牧主，他们占有的牲畜占当地全部牲畜的百分之六七十。农民说，土地改革了，巴爷(富人)还是巴爷，他们手中还有大量牲畜。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还不能彻底翻身。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了，牲畜不动，他们带着畜群进了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王震还从剿匪中看到，新疆解放后匪患的根源也在牧区。因为牧区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区乡政权基本上还是旧政权，没有来得及改造，部落头目实行世袭制，因此，牧区易于成为土匪、反动头目藏身之所。王震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牧区就越稳定。他还看到，牧主因为不愿改革，害怕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遂大量宰杀牲畜，对牧区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破坏;而农业的社会改革，减租反霸，农民的翻身解放，对牧区有一定影响。对广大牧民迫切要求改革的愿望，不应当忽视。
在了解新疆牧区的现状后，王震认为，如果不发动牧区群众进行社会改革，不但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无法贯彻，牧区牲畜定将继续遭受损失，并且脱离牧区人民群众。王震向新疆分局建议：一、没收农业地主在牧区兼营的牲畜;二、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收反动大牧主、反动头目的牲畜;对一般牧主，则在适当调剂劳资关系、改善牧工待遇原则下予以保存，保护一般畜牧业主牲畜不受侵犯。1952年4月23日，新疆分局致电西北局，通报了《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报告说，伊犁东5县(巩留、巩哈、特克斯、昭苏、新源)游牧区的工作还很薄弱，特别是牧王、部落头目、千户长的破坏活动还甚猖獗，因此，分局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由贾库林任团长、曹达诺夫任副团长、李挥和任工作团党委书记，于5月初集中伊犁，开赴牧区工作。
没等西北局答复，王震果断决定去做，雷厉风行地布置牧区改革。5月17日，西北局复电新疆分局，明确否定了新疆分局牧区改革的意见，说应该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不办减租反霸。在王震对此感到犹豫不决时，新疆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邓力群从南疆调查回来了。邓力群支持王震的看法：“尤其是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这一提法，很新、很大胆、很有创造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很解决问题。”邓力群提议，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邓力群的表态加强了王震的决心：“太好了，你的材料很有分量，西北局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明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方案。”
5月14日，新疆分局专门开会讨论给西北局的回电。王震坦言：“牧主们不愿意改革，怕同苏联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大量屠宰牲畜，对牧区生产造成破坏，广大贫苦农民也是要求改革的，有的已经自发地行动起来。如果我们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发展牲畜业的政策受到影响，还会脱离牧区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新疆的现状。”邓力群接着发言表示支持王震的主张：“我在农村搞了半年的调查，西北局根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对新疆的群众运动就不是挺进，而是往后拉，这是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的。”新疆分局多数委员都赞同王震的主张。在新疆分局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下，王震决定在牧区推行改革。
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王震认为自己和新疆分局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决定一面上报请示，一面下达执行。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指示说：“农业区域减租反霸运动以来，对牧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广大牧民迫切要求从反动头目的残酷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建立民主制度，并曾发生了若干自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区某些地主(一部分是在牧区兼有牧畜业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逃到牧区，与牧区反革命分子相互勾结，煽动叛乱，遂使牧区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因此，“大张旗鼓地发动牧民群众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指示》同时指出，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在发动牧民的基础上，组织牧民协会与改造牧区的区乡政权。
虽然新疆分局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但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是需要指出和批评的。
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受到批评
新疆分局5月26日的指示是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上述指示相抵触的。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请张邦英、高锦纯、饶正锡、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六同志即乘飞机来京参加中央会议。新疆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南疆工作由高峰暂代。”
6月18日，新疆分局为及时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级党委发出了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对已捕入中，拟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继续牧区镇反工作的党委，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迅速传达，坚决执行。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6月28日，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习仲勋在会上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又说，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其他人的发言，也都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错误。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他批评了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所犯的错误，说“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还对新疆的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指出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仍为分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省财委副主任。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常委由4位书记和包尔汉、王震、高锦纯、饶正锡等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他说，我以忠诚老实和坚毅性做人民的长工。对所有批评都采取欢迎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了的、过分了的，引以为戒;对自己严，对人宽。当时，他对有些同志的批评是难以接受的，如说“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等，但也无可奈何。会后，王震曾和秘书前往颐和园昆明湖散心。在过去，无论到什么地方开会，王震从不游山逛景，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
这次来到北京，王震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曾见过毛泽东。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中央政治局开会，散会时，毛主席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散会后，我到董(必武)老那里，谁知他把朱老总、林(伯渠)老都找来了。他们几位老人家开会时没有讲话，他们替我惋惜。”批判过了头
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精神，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新疆分局的领导工件，纠正在牧区改革上的错误，讨论土地改革工作等问题。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会议，习仲勋主持会议，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书记张宗逊、刘格平等西北局领导参加了会议。
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制定了“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畜牧业，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与穷苦牧民的生活”的牧区工作总方针，和“坚决保护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但对王震和新疆分局错误的批判，却不是实事求是的。
习仲勋在会议开始时作了《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两年多来新疆分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要表现在：农业地区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牧业地区社会秩序基本安定;各族人民的团结日益增强和巩固;发动了群众，在约三分之一的乡村，树立了农民的优势，广大农民群众有了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除由关内和部队中抽派大批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外，还培养了1.6万多名本地干部，发展了近1000名本地民族党员和1.2万名青年团员。
会议批评了新疆分局的工作，不适当地夸大了新疆工作中的错误(多达7个方面)。而对新疆分局工作所作的总的估计是这样说的：“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的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同时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到1952年4月初为止，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王震在新疆的工作是肯定的。王震和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在发生在1952年5月。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是牧区工作中的错误，并提出一些与西北局、中共中央不同的意见。新疆分局5月22日、25日给中央的两次电报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即使提出的意见不正确也不能算错误。5月26日指示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当中央指出其错误后，新疆分局立即予以纠正。
但是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上，不少人在发言中实际上全盘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成绩，还有人在会外各种场合对新疆的工作进行过分的指责。有人竟就两年多工农业建设中的重大成绩非难王震说：“你们在这里开荒，在那里建厂，人家民族的人民怎么看，这还不是殖民地?把我们民族当做你们汉人的殖民地!”对于进疆部队节衣缩食、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有人不但不予鼓励，反而严厉指责：我考察了，你们讲这个好那个好，可是现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不像部队，军官不像军官、战士不像战士，衣服都没得换洗，衬衫都不够穿。甚至完全否定了剿灭鸟斯满匪帮这样重大的成绩，竟说应该用金钱收买政策，而不应该武装消灭：“你们花这么大力气才把乌斯满消灭掉，在甘肃也有土匪，我们花了两百个亿(按：指旧币，是现在的200万)，就把他们收买过来了。”好像根本忘记了：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你收买过来，他觉得对他有利了，就跟着你;一旦要求满足不了，他就又背叛了。……
应该说，新疆省第二次党代会对牧区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提出在新疆工作中应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如确立民族团结、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问题是违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新疆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严重的”这一正确评价，对王震的处理有失公正，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给以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随后，财经工作检查团到新疆检查工作。检查团几乎是全盘否定了新疆的财经工作。有人竟把军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屯垦、节衣缩食兴办工厂，说成是军队抢了少数民族的土地、资源。
195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顿新疆财经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对部队和地方举办的各项工矿、交通和水利工程进行检查和整顿”，其原则是：“办得完全对的继续办好，该缩减的妥善缩减，该缓办的缓办，该停办的停办，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
中央的这一指示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办、停、缓”的整顿方针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似乎是停得愈多愈好，缓得愈多愈好，办得愈少愈好，甚至都办不成也无所谓。结果不该停的，停了;不该缓的，缓了;该办的，不敢办或不敢大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顿时被一阵风暴吹散了。经过这一曲折，新疆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王震承担责任检查错误
在中共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以后，王震原有职务全被撤销了，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的名义。从此，王震虽基本上不再管地方工作，但仍关注着军队生产。1952年11月27日，王震在新疆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发言，专门总结了部队的农牧业生产工作。总结包括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整顿新疆财经工作、军队整编转业、建立国营农场、关于分红和清算家务几个方面以及1953年大型水利工程概算、转业部队房屋建筑。关于整顿财经工作，王震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在整顿中巩固成绩，克服缺点错误”，按照中央指示把“办得完全对的继续办好，该缩减的妥善缩减，该缓办的缓办，该停办的停办，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他在发言中满怀信心地指出，新疆军区全体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3年中在巩固国防、巩固地方治安、参加地方工作、参加生产等各项任务方面是有成绩的，全体指战员的忘我劳动是有功于人民的。“至于军区领导工作上的错误、工作中的缺点，经过检查揭发和批评纠正，就不但可以巩固成绩，而且可以健康地发展，取得新的成绩。”
王震对这次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犯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检讨，接到中共中央批评新疆分局5月26日所发《关于新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电报，当天便由分局通知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这个《指示》。6月18日、27日，王震还从北京两次打电报给新疆分局，务须立即停止执行这个《指示》。王震严肃指出，他提出的牧区改革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与违犯纪律的错误。之后，王震在新疆省第二次党代会上就此事作了检查。11月27日，他在新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也检查了这个错误。
但是，新疆省第二次党代会议违背了中央对新疆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评价，全面否定新疆分局工作的批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指责，无疑难以使他心服。尤其对那些全面否定新疆财政工作，将两年多艰苦创业，在农、工、商业上取得的光辉成就当做“罪状”的指责，特别反感，十分痛心。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极不公正，而且是对新疆军民3年艰苦奋斗中取得的成绩的抹煞。当毛泽东听到某些完全否定王震的发言时曾插话说：“照你们这样一讲，王震岂不是新疆一霸吗?”在传达时，竟被说成“毛主席说，王震是新疆一霸”。毛泽东说，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党内县团一级，结果不但党内超出县团级的范围，党外也传达了。这样一来，大大伤害了干部的积极性，也使王震寝食不安。王震说：“在北京时只说调动我的工作，以后宣布我是撤职。为此我很有意见。我说，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想把新疆建设继续抓下去。我要求不要调出来。因为撤了分局书记的职务，我还是财委(副)主任。以后，张宗逊搞财政检查，点起火来了。我同张宗逊吵起来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王震受到错误的批判感到忿忿不平。水利专家王鹤亭前去看望王震的时候说：“我不认为司令员有什么错误。”第二次党代会后，许多王震亲自主持兴建的工程，都被说成“建设不当”而骤然停建，使他非常愤慨。新疆屯垦部队的播种面积由1952年的160万亩下降到1953年的93万亩，再降到1954年的87万亩，直到1956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播种面积。一大批工厂中途停建，使国家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原定日产250吨的水泥厂，建厂投资1670万元，原计划1953年投入生产。因为中途停建，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52年到1956年的几年间，从苏联进口水泥55376吨，加上关内调进的共达64376吨，外汇支出了825万卢布，全部支出则为2704万元，足够建一个半工厂了。其他如七一纺织厂、十月汽车修配厂、乌拉?自水电站等工程的停建，也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迪化(今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迪库公路是一条贯通南北疆的公路，由王震主持开工不久即被停建，许多路段才刚建成基本框架。由于王震被批判，这条公路停建，迪库间的运输绕道每趟多跑170公里，每年浪费巨额运费，而且影响重要物资的运送交流。这让王震十分生气，异常难过。有一天，王震和夫人王季青带领3个儿子从迪化沿着尚未建成的公路南行察看，汽车爬过崎岖不平的山道，在颠簸中缓慢地前进。当晚，他们在群山环抱中的路边一间小木房里过夜。王震让人买来一只羊，煮手抓羊肉，与原在那里领导修建公路的部队工程团团长尹保仁和两名战士、两位维族老人共进晚餐。面对突遭扼杀的工程场地，王震悲愤难平，其他人也很难过。席间，大家都默默无语，气氛苍凉。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到1954年，迪库公路才被列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至于这场风波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对于全省各级许多干部所造成的伤害，在职工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则是无法以数字来估量的。
历史的结论
王震患有多年的肠胃痢疾，肠胃出血。每遇到过分劳累或者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生气发火，就会犯病。1952年12月间，王震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迪化，到兰州参加西北军区召开的会议。有一天晚间突然发病，一次大便出血2000CC，被送往西北军区总医院医治，经过输血抢救，才转危为安。有些同志前去医院探望他，在交谈中，熟读《三国演义》的王震曾不胜感慨地对一位同志说：“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
1953年3月，王震由王季青陪同，转往北京医院治疗。经过检查，确诊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六七月间，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医院看望王震。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但仍没有痊愈，身体还很虚弱。杨尚昆从医院回去，向毛泽东汇报了王震的病情之后说：“看来王胡子还有点情绪。”毛泽东笑道：“岂止一点情绪，情绪大得很呵，怕是牢骚满腹的吧!一肚子气就是了。”
王震为人豪迈，但“性格急躁、粗暴”(王震原话)，有时容易引起非议和反对。毛泽东是了解王震的，很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所以听到杨尚昆的汇报，便脱口说出“牢骚满腹”这样的话。
根据王震的病情，中央决定要他前往苏联治疗。王震不愿去，说：“我的命没有那么值钱”。杨尚昆劝他：“行了，再发牢骚就不好了。”王震这才同意出国治疗。临行前，毛泽东同王震谈话时，王震提出想到朝鲜战场去抗美援朝。毛泽东对他说，你还需要好好休息，继续治病。现在决定要你到苏联去休息休息，先把病治好了再说。还说，你可以乘机作些考察。谈到新疆牧区改革中发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治党要严，治国要宽。你犯了错误，我和恩来有份。你应该3个月坐飞机来谈一次也好嘛，在飞机上睡一觉就到了，听说你这个人很能睡觉。王震说，我不懂矛盾。毛泽东说，你懂，只是对各个侧面的矛盾看不清楚，处理矛盾时站在矛盾之中。领导者应该站在矛盾之上，要注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侧面。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的性格不适宜在环境复杂矛盾多的地方工作。你不懂得站在矛盾之上，而是站在矛盾之中，常使自己陷于被动。
王震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953年7月由王季青陪同，乘火车前往苏联治疗。11月，王震回国。回来后，毛泽东和他作了一次长谈，着重谈到他主持新疆分局工作时在牧区改革政策上出的差错。毛泽东说：你在新疆当分局书记、司令员，想把牧区改革和农村土改同时进行，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没有错。反正农村要改嘛，牧区也要改。就新疆范围里头来讲，也许能够同时改革，同时都搞好，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两个改革搞完了以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你这个思想也没有错。可是你王震只看到新疆，没有看到全局。全局是什么呢?中央在全国的部署包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部署，是先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第二步才实行牧区改革，这是中央统一的部署。目前我们没有经验不用说，如果你新疆突破中央的部署，不按中央部署，在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同时就搞牧区的改革，这势必影响周围的省份。那个时候，达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疆搞了，立刻就会影响西藏，它那里也有土地改革，同时也搞牧区改革，就妨碍我们争取达赖的工作;也要影响甘肃，甘肃也有牧区，也有藏族;也要影响宁夏，宁夏也有牧区。同样也要影响内蒙古。这样就打乱了中央的部署，使得中央被动，没法应付，所以不能说你没有错误。这样一说，解决了问题，王震想通了，进一步认识到在牧区改革政策上的错误的严重性。
王震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一向非常重视，牢记在心。他常向人提起，1940年在延安，毛泽东曾对他的暴躁性格有过批评。当时毛泽东说：“王胡子哪，你现在不是小将，已经是名将了。你这粗暴的毛病应该改一改了，我等待你5年。”1965年1月13日，王震在农垦部党组会上发言时，回顾毛泽东1940年的批评和这次谈话，心情沉重地说：毛主席那时说到我暴躁，不民主，说等待我5年。但20多年了没有改。像我这样的人要放下一些历史的包袱，不要欠账。所以中央改变当时新疆的组织领导是正确的。
1954年2月，王震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之后，他以最快的速度新建了黎湛、鹰厦铁路。1955年，王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6年，王震任农垦部部长，建立了西北、东北、华南、海南、云南等几大垦区，为发展我国的农垦事业和稳定边疆作出了突出贡献。王震离开新疆后，仍然关心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和指导工作，尤其是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是新疆屯垦事业的设计师。1980年10月9日，王震在新疆干部大会上讲话说：“革命岂须桑梓地，青山处处埋忠骨。我虽年过古稀，身患疾病，但是，我的心是和新疆各族人民连在一起的，是期望新疆更加繁荣昌盛的。……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在四化实现之日，和新疆各族人民共享欢乐，同庆胜利。”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是非曲直，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路线的根本转变，对一系列历史冤案、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新疆历史上的这段曲折也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王震在这场突然袭来的风暴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批判，已经得到平反，同时也解脱了当时跟他一起遭到批判的一批干部。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对于当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的问题作出纠正：
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工作期间，率领全疆各族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依靠久经考验的人民解放军，改造和团结起义部队，屯垦戍边，建设工业，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对新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一九五二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王震的心胸是宽广的。习仲勋在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期间，曾于1952年七八月间在迪化主持召开新疆省第二次党代会，对王震和新疆分局进行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判。文革期间，习仲勋遭受迫害，被下放到了洛阳拖拉机厂。邓小平复出后，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王震和一些同志商量，要想办法帮助习仲勋回来。这时，习仲勋也想到请王震帮忙，让夫人齐心和女儿桥桥到北京找王震。有人对习仲勋说：“那时候你那样整他，现在他理你呀?”习仲勋说：“你们不了解他，他要不管，就不是王震。”王震见到习仲勋的信后，马上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给习仲勋分配工作。为了给习仲勋解决工作问题，王震还专门给邓小平写信。齐心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过王震，他非常关心习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在王震等人的帮助下，习仲勋复出，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广东省干部会议上说，我反过王震同志，反对错了，他不计前嫌，赤诚待人。以后王震到广东去，习仲勋和他见面时还不无歉疚地说：“过去整你整错了。”王震大度地说：“已经解决的问题，不用再提它了。”
1993年3月12日，王震病逝。经过党中央审定的王震同志讣告指出：“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屯垦戍边，为恢复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为加强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北边疆，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噩耗传来，新疆各族人民沉浸在悲痛与哀思之中。天山低首，塔河呜咽，大漠悲怆。遵照王震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新疆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