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分布广泛且规模宏大的石窟寺，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新华社12月1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坚持统筹规划，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坚持保护第一，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坚持广聚人才，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科研和文物修复队伍；坚持传承创新，挖掘弘扬石窟寺文化艺术魅力；坚持交流互鉴，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石窟寺保护利用之路。
“《意见》是我国石窟寺保护利用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既表明了国家对石窟寺保护利用的重视，也体现了石窟寺在文化事业和文物保护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从事石窟寺保护的工作者，我感到责任重大。”12月8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工黄克忠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到2022年，全面消除石窟寺重大险情
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近来，我国在石窟寺抢救保护、考古研究、展示利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与此同时，石窟寺保护利用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黄克忠举例道，比如，石窟寺文物安全风险高，容易受地质灾害、生物病害影响和人为破坏；保护基础薄弱，中小石窟寺保护管理机构和相关专业人员不足；应对岩体风化、渗水、结构失稳等病害的关键保护技术尚未突破；系统考古研究不足，价值发掘阐释和展示利用水平不高等。
对此，《意见》对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意见》提出，到2022年，石窟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要进展，石窟寺重大险情全面消除，石窟寺“四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工作基本健全，重点石窟寺安防设施全覆盖。到“十四五”末，中央和地方协同推进、部门间密切合作、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石窟寺保护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完善，保护管理机构和队伍更加健全；保护传承、研究阐发、科技攻关、传播交流协同推进，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石窟寺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为实现上述目标，《意见》明确了十项主要任务，列在首位的是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度。《意见》提出，开展全国石窟寺保护情况调查，2021年上半年完成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并推动有关内容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衔接。实施石窟寺保护重大工程，分级压实政府责任，分类开展中小石窟寺抢救性保护、重要石窟寺保护示范、石窟寺安全防护设施建设，2022年底前全面消除石窟寺重大险情。坚持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加强日常养护和监测工作，定期开展文物健康评估，全面提升石窟寺保护能力。
“《意见》开启了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新时代。我们坚信，未来两年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下，按照规划分类分级实施，必将极大改善我国石窟寺的保护现状，提升我国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水平。”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表示。
建设重点实验室，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现代科技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支撑作用，有助于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然而，现有的技术供给与石窟寺保护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石窟文物的防风化整体保护、水患治理、无损检测与监测，以及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理念与技术创新等方面，还有许多难题和瓶颈问题等待我们去攻克。将最新的技术更有针对性地应用到石窟寺保护中去，是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的职责使命所在。”黄克忠说道。
针对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意见》提出，强化石窟寺保护技术集成和系统解决方案供给能力，完善石窟寺保护科学技术体系。组织文博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加快石窟寺病害检测、岩体稳定性评估、壁画和石刻保护修复新材料、无人智能监控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岩性地质特征、壁画制作工艺和各类病害发育机制等基础研究，传承创新传统技术和营造工艺，2022年底前安排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统筹考虑建设相关领域跨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发挥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作用。
赵声良表示，敦煌研究院将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进一步聚焦我国西北地区石窟寺保护中的瓶颈问题，积极申请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联合国内外石窟寺保护的科研团队，组织科研攻关，开展石窟寺岩体、壁画与塑像、石刻等保护基础性研究。在现有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拓展研究平台，申报和建设国家研究中心（或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石窟寺的科学保护利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加强数字化保护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长期处于自然环境中的石窟，难免受到风霜雨雪的侵蚀，面临风化剥蚀的威胁。为尽可能降低自然风化对石窟的影响，文物科技工作者绞尽脑汁。但现有的技术水平，难以完全阻挡自然风化的进程，更多的是延缓。
因此，在进行实体保护的同时，尽早地采用数字化的方式为石窟保存立体档案，把它们的信息完整地保留下来，显得尤为紧要。一方面，能够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石窟之美。同时，也为后续的保护修复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意见》提出，加快制定石窟寺数据采集、加工、存储、管理等方面的标准规范。持续开展石窟寺壁画、彩塑、雕像、洞窟、摩崖石刻和海外中国石窟寺文物、敦煌文书等数字化工作。加强全国和区域性石窟寺数字资源管理和共享共用。
“数字化是石窟寺更久远地存储及更广泛地传播的重要手段，可为石窟技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开拓新的可能性和无限空间。”赵声良介绍，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积累了丰富的敦煌石窟数字化成果，未来还将继续深入开展石窟寺数字化技术研究与标准规范制定工作，不断丰富数字敦煌资源库，竭力推动海外敦煌文物和文书的数字化回归。
借助数字化技术，不仅可以真实记录石窟状况，还可以将提取到的数字信息广泛服务于石窟的保护、研究、管理、展示。一直以来，如何借助新兴科技手段，更好地向外界传播云冈石窟文化，是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与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合作开展石窟数字化保护利用的相关研究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等比例洞窟3D打印复制技术的应用，拉开了云冈石窟行走世界的序幕，为宣传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融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张焯表示。
不只是云冈石窟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同样面临让文物活起来的重任。然而，受限于承载空间、文物自身性能等因素，石窟寺展示条件难以满足和适应日益剧增的游客参观需求。“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展示利用新技术的研究，进一步实现多终端‘窟内文物窟外看’，探索敦煌石窟展示新方式，也为我国其他石窟寺保护展示利用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赵声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