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存良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制度既是人为设计的，也是一定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塑造人。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作为规范人的行为方式的规则体系，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文化传统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文化就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赖以立足的“水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形成一方制度。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始终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上，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深刻指明了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先进性、地域性、历史性、人民性，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支撑。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独特价值体系、民族特性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文化传统愈是深厚、久远，对民族的影响愈是深刻、持久。绵延数千年的独特中华文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内在特质、带有独特的文化烙印。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内蕴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早在西周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就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尚书·五字歌》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指明了人民是邦国的基础，只有人民安居乐业，邦国才能稳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儒家把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孔子集注·易者》记载，子曰：“商汝知君之为君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子曰：“商知之也”。正是认识到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孔子强调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将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他在《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左传·哀公元年》也记载，“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国长期历史中得到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确立了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把人民作为共和国的坚实根基和执政的最大底气，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是和谐、和平、祥和；“合”是聚合、合作、融合。“和合”精神强调的是和谐而不是无序、合作而不是对抗。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和同之辨”中，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强调，事物只有存在有差别才能发展，“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意味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是产生万物的基础，“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和合”精神始终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政治文化领域，“和合”表现为人们处理公共矛盾和问题时要和平理性地沟通、讨论，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闪烁着中华民族的高超政治智慧。

我国实行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具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一统”思想的底色。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记载：“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意是，为什么先说周文王，再说正月呢？是因为周王确立的正月。为什么要说周王的正月？是表明大一统，天下都实行王的政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自秦之后的两千多年，尽管中国也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时间比较短，而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是主流。《汉书》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就是说，大一统政治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政治制度不断调整，但其背后蕴含的“大一统”思想内核却始终不灭，这也是中国能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拥有13亿多人口而又精神上文化上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具有深厚中华文化的根基，是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不断发展完善、具有显著优势的重要保证。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如果缺乏中华文化养分的滋养，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就难以茁壮成长，更难以发挥出优势。因此，坚定制度自信，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互为表里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夯实制度自信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文化自信，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使之与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相契合，使制度自信蕴含更加深厚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