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疫情并没有对基本养老金投资运营的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在2017年~2019年这三年赚了850亿元的基础上，2020年的投资收益还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然而，投资收益的大涨并没有带来投资规模的大幅增加。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只有4万亿元的2015年，官方曾预期基本养老金入市的规模可以达到2万亿元。现实的情况却是，在此后的五年间，基本养老金累计结余曾一度达到了6.2万亿元，但入市资金仍然只有1万亿元左右。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养老金部主任陈向京近日公开表示，受疫情的影响，减费措施出台，养老金委托投资规模的增长面临很大的压力。过去一年间，该会与31个省份进行了沟通，再加上监管部门也通过正式发文的形式扩大委托规模，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到2020年底大部分省份都能完成委托签约。

第一财经采访的业内专家均表示，在社保降费、全国统筹尚未实现以及老龄化加速的大环境之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入市的增量不会太大。

武汉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扩大养老保险投资运营规模的唯一路径是尽快实现全国统筹，让全国31个省份的资金汇到中央，才能形成规模效应。2020年，全国各省份都已经宣布实现了省级统筹，从省级统筹到全国统筹既没有政策障碍，也没有技术障碍，只差临门一脚了。

疫情拉慢养老保险投资“进度条”

按照国务院2015年8月印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2016年基本养老金正式开展委托投资运营，社保基金会作为目前唯一受托机构，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单独管理、集中运营、独立核算。

当前的委托模式是每个委托省作为独立委托人，在根据各自实际情况预留一定支付费用后确定委托金额，分别于社保基金会签署合同，开展固定期限，以一定收益要求为基础的委托投资。到期后，先完成前一笔委托期的结算，然后再根据支付需求选择是否开展新的委托。

截至2019年底，已有22个省份与社保基金会签约，委托规模达10930亿元，占我国当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比例的17%，这一比例并不是很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19年度）》称，2019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663.86亿元，投资收益率9.03%。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累计投资收益额850.69亿元。

陈向京表示，2017到2019年的年化收益率是5.58%，2020年总体收益水平还是不错的。可以预期，如果加上2020年的业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历年年均投资收益率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虽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但从数据来看，2020年前三季度委托投资的进展较为缓慢。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到三季度末，有24个省份启动基金委托投资，只比2019年底增加两个省，委托规模从1.09万亿元增长到1.1万亿元，到账金额尚未超过1万亿元。

疫情下社保费大幅减收是去年养老金投资滞缓的重要原因。为了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中央在疫情期间实施“减免缓”养老保险缴费政策，企业养老金基金缴费全年减收将超过1.5万亿元。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曾表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2019年底累计结余为5万亿元。实施减免政策后，会有较多的省份出现当期收不抵支，但绝大部分省份都能通过动用历年结余确保发放，预计到2020年底还能保持3.8万亿元以上的结余。

董登新认为，养老保险“减免缓”政策影响到了养老金当期的收支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首先要考虑保发放，这会影响到地方参与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积极性。

为了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进程，2020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在2019年22个省份的基础上，和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沟通，除了个别省份2020年签约无法落地之外，大部分省份估计都能完成委托签约。

陈向京说，委托规模上，随着新增委托省份的增加和城乡居民保新增的签约，2020年委托规模仍然是稳步增长的。

什么制约了养老金入市规模

疫情只是影响养老金运营规模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自2015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出台之后，业内就认为入市规模不会像官方预想的那么乐观，五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永勇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基本养老金投资运营存在一种内在矛盾，对于“有钱”的省份来说，养老金支付规模不大，做投资的动力不足；对于“穷”的省份来说，也没钱去投资，这两种类型的省份对于投资的积极性都不高，只有那些“有点钱又有较大支付压力”的省份才有动力去做投资。

“虽然富裕的省份存在养老金增值保值的压力，但对于政府来说，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才是第一要务，投资虽然有收益，但也是与风险相伴的，地方政府会权衡之间的关系。”孙永勇说。

董登新认为，虽然我国企业养老金累计结余有4万亿元，但分布并不均衡，大部分都是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省份。对于累计结余的大省来说，这些资金都存在当地的银行，是属于当地的金融资源，在地方本位主义的影响之下，参与投资运营的积极性不高。

养老金支付压力也是制约养老金投资规模的一个客观原因。在“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下，由于制度转轨成本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养老金支付压力逐年增大，各省份出于保发放的审慎考虑，只能将较低比例的结余资金进行固定期限的委托，这使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际开展委托投资运营的规模偏小。

陈向京也表示，截至目前，各省份都选择了理事会需要承诺保底的合同，同时各个省份收益波动容忍度还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在风险容忍度较低的情况下拉长投资期限，提升风险容忍度，获取较高的收益率对社保基金理事会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

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效益是实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如果不考虑通过积累、储备和增值来建立真正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必将在未来陷入老龄化的集体困境中。20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险资金一直处于低收益率的状态，这些长期基金难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去年末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建议，尽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深化养老金体系改革的重要措施。只有在全国统筹的基础上建立专业的定期精算报告制度，并根据精算结果实现缴付政策和投资管理的更好联动，才能促进基本养老基金形成适当的投资规模，并通过投资收益“反哺”养老保障支付，助力我国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